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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其他

大民小国
作者:余世存 著 出版: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2年10月 发布时间:2014-06-18 17:41:01
类型:其他 定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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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道》之后,著名学者余世存,手绘现代巨人群像
   十余年来研习中国近现代史的最新成果
   我们如何理解民国?我们如何理解当下?大民小国,还是大国小民?
   《大民小国》一本书呈现一个大民小国的时代
   《大民小国》一本书记录一代中国人的命运与抗争
   陈寅恪、梁漱溟、黄侃、顾维钧、唐绍仪、陶成章、章士钊、晏阳初……
   透过《大民小国》,读懂历史演化的逻辑,读懂历史人物的命运,读懂我们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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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书是当代最重要的思想者之一、学者余世存长期研习中国近代史的最新思想成果。作者坚持个人的史观和对历史人物的同情、坚持人性人情高于一时一地的道理、坚持个人的独立判断,回溯了大变局时代中一代中国人的命运和抗争,如邵飘萍、陈寅恪、张作霖、黄侃、顾维钧等。
      作者试图找出这些历史人物与当下人的联系,深刻触动到我们每个人内心深处的历史情感,是我们自身心量的丰富增益,只有这样,我们现实疲惫的心灵才能获得静谧、安宁、正念正信而正精进。



作者简介


  余世存,学者,湖北随州人,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曾任《战略与管理》执行主编,目前为《中华英才》、《中国新闻周刊》、《南风窗》等多家媒体的专栏作家。著有《非常道》、《非常道2》、《中国男》、《老子传》等作品。
  余先生是当代最重要的思想者,多次入选年度华人百名公共知识分子,被称为“当代中国最富有思想冲击力、最具有历史使命感和知识分子气质的思想者之一”。



目录

序 当我们谈论“民国范儿”时,我们在谈论什么 张勉
被误读的通经济时人
毁家纾难的屠狗辈
民国首任总理的人格意义
“宋氏王朝”的缔造者
有饭大家吃
值不值得谭嗣同
独立苍茫的先行者
实力卧榻的汤化龙
登堂入室的张作霖
风流陶成章
银行家的人生个性
乱世章士钊
80后的文治武功
阎公雅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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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评论


  他并不偏执,只是对思考有种近于严苛的要求。他的身上有着和我们景仰的前辈学人一脉相承的“民国人格”。我想,也许这个人(余世存)可以告诉我们,在谈论“民国范儿”时,我们该谈论些什么。
   ——《环球人物》主编 张勉

   每每读到余世存的专栏,总会心中一凛。
   ——读者

   对我个人来说,如果《非常道》捍卫历史正义有“凿空”之功,时至今日,我对历史人物的解读更像是在传播常识。
   ——余世存



在线试读部分章节


        被误读的通经济时人


       陈冠中先生有部小说曾走红一时,这部社会学品性更重的小说在相当程度上是对10年来社会变迁的观察笔记,读者对这部小说见仁见智,书中提到的帝王师却让人感叹。因为真正的帝王师是要拐走英雄豪杰的,他们自己也是英雄豪杰,从孔子、墨子、孟子、韩非子,一直到后来的张良、诸葛亮、王通、刘伯温,都是了不起的人间英雄。这个源远流长的东方政治伦理学时断时续,其内在的精神、风骨最终成为绝响,到今天,在陈先生笔下,帝王师成了一个极不堪的一类人的代表,借用鲁迅的说法,他们是不学无术的“流氓”,只会借民族主义、国家主义遮羞。


       陈先生的作品让我想到了我国帝王学的最后一个大家——王闿运。王闿运当得起英雄豪杰的评价,用我们现代人的标签,他是国学大师,是大史学家、大教育家、大文学家、大诗人、大社会活动家。这个人坦坦荡荡,作家王开林说他的特点是“硬”和“趣”:腰杆硬,膝盖硬,笔头硬;有逸趣,有雅趣,有谐趣。这个传统中国文化孕育出来的巨人,却因为帝王学的式微命运失去了光芒,他的历史意义或社会功用也被同时或后来趋新的仁人志士取代。人们更注重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章太炎一类人物的言行,社会剧变也求变,康、梁们也被抛下,陈独秀、胡适、鲁迅们上场,“五四”新青年上场……从王闿运的历史命运里,可以总结出太多的经验教训,既有益世道人心,又有益于文明的重建新生。只是今人看王闿运,多以一己之意来理解。


       这种对历史的谬托知己,单举一例来说,即人们仍以新旧来给人物贴标签。在不少人眼里,王闿运属于旧式人物,属于过时的人物。这种唯新是尚的心理说明咸与维新、与时俱进一类的时髦仍主宰着我们当代,我们社会因此沉淀不下来什么厚重的人物,产生不出深思熟虑的知识产品,我们的历史和现实难以开结“时间的玫瑰”。


       对王闿运的误解还有很多,比如人们把他当做苏秦、张仪一类的纵横家,他自己也说过“纵横计不就”。但实际上如前所述,作为帝王学的传人,他称得上希圣希贤的实践者,他的性格和言行中没有纵横家一类的阴柔、刻毒、自私。相反,他有着对天下苍生的传统仁爱,也有着明、清以来的个体自觉,他绝不缺乏对民众个体的关怀。对有心向学的普通人,他的诚恳、和易是我们今人多未做到的。一个打铁的张仲飏,因为喜欢写诗,而被他待若上宾。这样的故事在当时和后人眼里,只是增加了他作为大名士的名声,今人很难会通这种名士心中真正的人性和文字的尊严。


       我在不少地方说过,由于我国现代性启蒙的特殊,使得今人难以做这种古今会通的工作。“五四”前的华夏子民,跟我们似乎是两种人类族群;即使今天批评“五四”中断传统的人,也未能切实地向我们讲明古人、旧人跟我们今人、新人之间的关系。事实上,如果我们诚实,我们就应该承认“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不仅体现在东、西之间,也体现在前人和后人之间。但遗憾的是,人们今天介绍王闿运,多把他当做戏剧化、脸谱化的人物。人们谈论王闿运,有拿这样一个文明或文化的承载者打趣之嫌,或做谈资之无聊。稍微严肃者,也只是把他当做大名士,而少有顾及他与我们今人的意义。流氓帝王师在当代的泛滥,正说明我们没能把王闿运一类的历史人物当做思想资源的恶果。


       要知道,一个生前为各路精英侧目或看重的人,一个死后有当时总统黎元洪亲作神道碑文,湖南、四川等省均致公祭之文的人,一定有他的重量。这种重量绝非恃才傲物的名士所可比拟。这种重量级人物,首先是他的道德、文章、事功有益于国家社会,用今天的话说,他的人生堪称一国国民的典范;或说,成败不论,成就高低不论,他的人生是一个公民所应努力的人生。用王闿运自己的话说:“求友须交真国士,通经还作济时人。”


       现代人爱把行动、生活跟人类的经典尤其是自家的经典隔离开来,现代人爱更富、更强、更快,现代人总想走捷径、投机取巧,王闿运却是一个认真生活的人。这方面,他的认真精神甚至是后来的章太炎、梁启超都有所不及的。他少年时并不聪明,得到老师激励后,“昕所习者,不成诵不食;夕所诵者,不得解不寝”。到15岁时,才开始学有所得,最后终于成为经学大家,即我们现在所说的通儒、大学问家、国学大师。但这个人即使以名士享誉,以趣味为人称道,守身却正大之极,他一生早眠早起,不吸烟喝酒。著书立说也都是自己亲笔抄录,书法凝厚,无一笔苟且,直到晚年的应酬文字都不潦草。


       对于学问,王闿运是敬畏的,他要求弟子们不要贪多贪速。因此,他的教育看似迟缓,实则见效快。在人才、文教极匮乏的四川,他出任成都尊经书院院长后,要求学生各治一书,毋贪多,毋不经意。“顺其美,而匡正其不及。暇则习礼,若乡饮投壶之类,三年皆彬彬矣。”于是廖平、戴光治、胡从简、刘子雄、岳森等人才一时称盛,通诸经,皆有师法,“蜀学”为之兴起,流风泽被及今。在长沙,他的教化同样有成就,如杨锐、刘光第、杨度、齐白石等人各开生面。比较起我们当代那些读经、办私塾、办书院的人物,五年十年之久,给我们的印象也只是口号多、主张多,结果少,甚至让人怀疑他们多是让自己的学生、弟子们脑残……可以说,王闿运足以自傲。读完以上文字,那些以新旧论人的人,还好意思说王闿运是旧式人物吗?


       王闿运自己其实看出了时世的不同,看出了昔人、今人的区别。有人问他,咸丰、同治时代,号称兴盛繁荣,他跟当时一流的人物都打过交道,现在民国了,“今之人才,何如曩日?收拾时局,有其人乎?”王闿运说:“以今视昔,才智殆有过焉。惟昔人做事认真,而今人做事不认真,收拾时局,殆未之信。”这话移用于当代,仍未过时。


       这个认真的国民因此在各个领域都能取得成就,他并非曾国藩等人眼中的书生、妄人,他的才、学、识足以随时给当政者捉刀,他有机会结交强人肃顺,所写的文字能让咸丰皇帝叹赏。这应该是我国传统文化人的光荣,他们一旦通经明理经世,他们的识见足以代言一国朝政的治道。从苏东坡,到王闿运,再到清末“最后的状元”张謇,他们都为皇帝、国运、国是……写下了一流的文字,以安慰世道人心。反观当代,除了评论员、新华体、本刊社论一类的文字,我们再也没有能力明心见性,再也没有能力为一个时代和民胞物与立心立命。


       这个认真的国民的才学因此只是牛刀小试。他写的《湘军志》被称为“文笔高朗,为我国近千年来杂史中第一声色文学”,“是非之公,推唐后良史第一”。他在同光年间主编和定稿的地方志有《桂阳州志》、《东安县志》、《衡阳县志》、《湘潭县志》等多种。这些方志叙述翔实,文笔优美,其中的“山水篇”尤为精彩,描绘景物的风韵不减《水经注》。后人曾评价它们“敛雄才于方纪,纳万变于小篇”,认为“史裁之丽密”超出了同时代著名史家的著作。他的《湘绮楼文集》中多有传世之作,民初汪国垣作《光宣诗坛总录》列他为诗坛头领,冠于一代诗人之首。他的经学著作有《周易说》、《尚书笺》、《尚书大传补注》、《诗经补笺》、《礼经笺》、《周官笺》、《礼记笺》、《春秋例表》、《春秋公羊传笺》、《论语训》、《尔雅集解》等10余种,200多卷。著述之众,用力之深,影响之大,在近代罕见……这些成就,在在说明一个通才之国民的人生可能性。
       
       当然,王闿运念兹在兹的更偏于事功。只是时运不济,他佐肃顺无果,劝曾国藩无效,扶丁宝桢有功而未竟全功……实在是他那个时代,文明的历史文本非一人所能书写。那个时代一流的人才济济,皆不能以己意支配时世,就在于文明的转型、新生或重建是一个大于、高于个人的共业。这个历史教训今天仍值得国人记取。我们万不能以一己之意去判敌我生死,去党同伐异,去奉迎投机或犬儒。这方面,王闿运也是有教训的。比如,他有着我们现代人所说的“知识的自负”,他对第一个出使西方的同乡郭嵩焘不抱同情,反而讥诮。当时的爱国者谩骂郭,甚至要去烧郭在长沙的房子。王闿运对郭“中洋毒”的判词跟爱国者的言行不过是五十步、百步之别而已。从这方面,正说明一个自负者不再能吸收新的思想资源的可怕;王闿运的教训就在于告诉我们:不管通儒也好、大师高人也罢,都必须时刻牢记人的局限性,才会少犯错误。


       当然,王闿运虽然有认知上的盲区,但在做人上仍跟一般人拉开了距离,那就是,他坚持了人性人情高于一时一地的道理。比如,对他平生第一个知己朋友肃顺,他一直有着人情人性的真实,肃顺被朝廷捕杀,成为时人心中的“敏感”字眼,人们都避之唯恐不及,但王闿运说:“人诋逆臣,我自府主!”人说肃顺是逆臣,是敏感人物,但是对他而言,则为有知遇之恩的人。


       这个人物因此从未过时,他仍以帝王师般的如炬目光看着时世的变迁,他跟章太炎合作的对联:“民犹是也,国犹是也;总而言之,统而言之”(其后,章太炎在上联后加了“无分南北”四字,在下联后加了“不是东西”四字),今天仍值得我国民深思。


       因此,可以说,王闿运的人生可圈可点者极多,他的一生对我们今人仍有意义,他值得我们去学习。尽管我们并不懂得他们这一类人的心路历程,但“他们的德行为你难以望其项背,他们的智慧也为你望尘莫及,不是你可以妄自猜度和动辄加以揶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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