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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其他

共和中的帝制:民国六年,中国社会的两难选择
作者:张鸣 著 出版:当代中国出版社 2014年5月 发布时间:2014-05-30 17:35:01
类型:其他 定价:  
     
 

编辑推荐


  1. 当今最受欢迎的大学教授张鸣重新解读张勋复辟这一看似盖棺定论的事件,从中揭示文化保守主义者试图改革社会的本原。


  2. 书中提出一个极具现实意义的问题:在制度不健全的情况下,如何才能推进社会的进步。民国六年的政局风云,是一面很好的镜子。


  3. 超人气学者张鸣细数1917年前后段祺瑞、黎元洪、冯国璋、张勋、张作霖等政坛人物。这些政客、军阀在张勋复辟前后或隐或现的身影,构成一幕复杂多变的“悬疑小说”。凭借作者诙谐、犀利的表达,读来颇有意味。



内容推荐

本书以1917年张勋复辟前后的中国社会为主要关注点,以严谨的态度,探讨了此一时期政坛的状况,包括是否对德宣战,如何受到国际社会的影响,张勋复辟前后军人集团、文人集团的反应等史实,读来既有趣味又兼具学术性。在此基础上,张鸣老师在行文中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如何在制度不健全的条件下,推进社会的进步?执政者在面对不完善的游戏规则时,尽力弥补制度的漏洞与采取厚黑的手段,哪一种更能实现其执政理念?


作者简介

张鸣,浙江上虞人,长于北大荒。出生赶上鸣放,故曰:鸣。窦文涛评道:一出生就是右派。年幼时最大的理想是做图书管理员,好每天有书看。及长,幻想当作家,变成文学青年。一辈子养过猪,做过兽医,大学学的是农业机械,最后误打误撞,成了大学教历史的老师,众人眼中的学者。一生坎坷无数,碰壁无数,头撞南墙不回头,不是墙破,就是我亡。由幼及长,从黑板报算起,写过的文字无数,黑板报都擦了,小说都烧了,所谓的学术文字和随笔评论,留下来的比较多,有些变成铅字,好像有十几本了,均遗憾多多。年过五十,没有长进,再活五十年也许能好些。


目录

写在前面的话
第一章 从府院之争说起
 后袁世凯时代,天下,还是北洋的
 半总统制的制度陷阱
 “凤雏”徐树铮
 契约精神的丧失
第二章 对德宣战的纠葛
 站哪边,真是个问题
 绝交而不参战的民意
 本是生就矮人,实难暴成长汉
第三章 督军团政治
 督军团的缘起
 反过来叫,声音照样大
 总理可以请辞,总统不能罢免
 不给段祺瑞面子,也就是不给北洋系面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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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试读部分章节

后袁世凯时代,天下,还是北洋的
  张勋复辟,实际上是洪宪帝制的一种延续,也是后袁世凯时代政治的一场突变。突变之所以发生,直接的刺激和诱因,就是府院之争。
  府即总统府,院则国务院,或者说总理府。所谓府院之争,从权力斗争的角度而言,就是总统黎元洪和总理段祺瑞之间的争斗。政治就是打架,王朝政治,暗斗多,两人恨得死死的,但见了面,堆得一脸的笑,掉下来能砸到脚面。朝堂之上,打不起来,也不能打,上面有个皇上呢。较劲,只能在私底下。俩人,或者几伙人斗来斗去,下手,都是借着皇上打人,隔空发力。民国了,政治斗争至少在一个场合可以公开化了,吵架拌嘴可以在议会里来,姑嫂勃谿的范儿,可以再现于大庭广众之中。晚清的咨议局开会,还只是吵吵嚷嚷,而民国的国会里,动辄拳脚相加,墨盒乱飞。墨盒是石头的,飞起来危险很大。后来工作人员干脆把国会议员面前的墨盒固定了,免得伤人。袁世凯活着的时候,政治还有一个中心,袁世凯死后,总统、总理、国会,谁都想做老大,但谁也不是老大。政治斗争依旧,但发力方式,却有了本质的变化。让人感觉,虽说斗得激烈,但愈发没了章法。
  一般来讲,政治斗争,是要凭实力说话的。如果是这样的话,黎元洪和段祺瑞之间是斗不起来的。段祺瑞是北洋之虎,而黎元洪,充其量只是一只住到了中南海里的猫。段祺瑞是袁世凯之后,当之无愧的北洋领袖,多数的北洋旧人,无论有势力无势力,都服他。用周作人的话来说,“府方的谋臣便只是掉笔头的几个文官,院方的党羽却都是带枪的丘八”[1]。但是,后袁时代的情势,却造就了这场纷争。
  北洋三杰龙、虎、狗,王士珍、段祺瑞和冯国璋。王士珍虽说是北洋之龙,却只是一个事务性人才,老实,能办事,但于政治没想法,也无所求。冯国璋倒是员战将,至少,按教科书打仗,没有问题。辛亥革命的时候,被派去镇压武昌起义,在兵力不敌革命军、海军又倒戈的情况下,居然将武汉三镇连克两城,剩下一个武昌,也是指日可下,仅仅是因为袁世凯不想打了,才罢战休兵。但对此,前线指挥的他,却怎么也想不通。没办法,袁世凯只好用段祺瑞把他换了下来。只有段祺瑞,要风有风,要雨有雨,跟他的主公心领神会,话都不用说明,点到即止,一点就透。段祺瑞一介武夫,居然南北议和也能插上一脚,插得还恰如其分。虽然说,革命后的政权之果落到袁世凯的手中,有情势上的必然,但如果没有段祺瑞出色的配合,这个过程未必会如此顺当。正因为如此,拥段的人们,称段的功业为三造共和,第一造,就是辛亥这段的表演。
  当然,就后袁时代而言,段祺瑞更抢眼的表现,是反对袁世凯帝制自为。在袁世凯,他是严修一类的诤友;在北洋团体,则是有先见之明的高人;在反袁者看来,则是拥护共和的倒戈者。这样对帝制不合作的姿态,在洪宪帝制期间北洋团体一片趋炎附势的三跪九叩中,特别难能可贵。再加上但凡北洋系统的军校,包括保定军校,段祺瑞都做过总办(校长),几乎所有的北洋将领,名义上都是他的学生。这样的人脉,加上这样的威望,由他来继承北洋的遗产,的确是众望所归。这其实也是袁世凯的意思,袁取消帝制后,就把段祺瑞请了出来,郑重道歉,委以重任。很快就让段祺瑞取代了徐世昌,取消了不伦不类的政事堂和国务卿,让段做了总理。临终,又托以后事。其实,由于段祺瑞反对帝制,袁段二人芥蒂不小,在段祺瑞称病不出期间,据段的仆人回忆,袁世凯送来的参汤什么的,都没有人敢喝,只能倒掉。原来亲如姐妹的于夫人(袁的正妻)和张夫人(段的妻子),也没了来往。[2]最终把大事相托,还是看在段祺瑞的能耐上。从这点看,袁世凯确有知人之明。
  我们知道,尽管西南讨袁,袁世凯也真的就因此而翘辫子了,但如果老袁的命硬一点儿,就是不死,赖在总统的位置上,日子不好过是肯定的,但西南方面也奈何他不得。因为天下,还是北洋的。北洋将领中有人也反了,但那是由于帝制,由于地方反袁势力的压力。致袁命的“二陈汤”(四川陈宧,陕西陈树藩,湖南汤芗铭),至少有两味药,是迫不得已。依当时的情势,只要袁世凯不死,硬赖,还是能赖下去的。袁世凯一死,换上帝制期间表现不错的段祺瑞,西南方面,可以接受。连孙中山都一个劲儿夸他,说他“劂工甚伟”[3]。而在拥戴他的北洋人看来,共和再次重生,就是段公之力,所谓再造共和是也。不仅挽救了共和,而且挽救了北洋。
  再看黎元洪,在晚清官场,黎元洪位不过一个小旅长(协统),而段祺瑞则是江北提督,进而北洋军统(军长)。如果不是革命党人群龙无首,强拉他做了革命后的鄂军政府都督,黎元洪充其量也就是个没了兵的将军。在袁世凯的天下,欲求复出都难。但是,人说命相好的黎元洪,就是因缘际会,成了首义元勋,然后,做了副总统。底儿潮,资历浅,在重资历的官场政界,被人看轻,没有办法。但如果后来表现不俗,也未必不能服人。可惜,在袁世凯时代,做了副总统的黎元洪,显然不是黎元洪的文胆所谓的“位备储贰”,多少有点像袁世凯华贵的囚徒。来北京之初,袁世凯把黎元洪安置在中南海的瀛台,这个戊戌政变后囚禁光绪的小岛,第二次锁了一位政要。如果说,二次革命之前,黎元洪这个副总统,还有湖北这个地盘、若干隶属他的军队,那么,一旦进了北京,就只能唱虎落平阳了。只是,他又并不是一只虎。
  不是虎的黎元洪,在袁世凯的猜忌中,得以自存。搬到东厂胡同之后,黎元洪已经成了一个摆设。但是这个摆设,在洪宪帝制之时,却犯了一回倔,死活不肯接受袁世凯封他的武义亲王的爵位。就连年终,袁世凯给他送礼,红帖上有“赏武义亲王”字样,都拒而不受。过了一日,袁世凯去掉了他给黎元洪的头衔,改用“姻愚弟袁世凯”名义(袁和黎是儿女亲家),黎元洪方才收下。[4]这迟来的倔强,给黎元洪带来一些好名声,但对他的实力却没有任何影响。西南军阀不是他的人,北洋系也对他不信任。依法统继承总统职位的黎元洪,依旧是个无权无用的老实人。从某种意义上说,正因为他是老实人,而非枭雄,北洋系才能容他“登大位”,而西南方面也才能接受他。然而,人的自我观照,跟他在别人眼里的形象,永远都不能合拍的。况且,袁世凯倒台,北洋系发蔫,对于黎元洪,舆论上一致看好,西南方面,也表示拥戴。即使一个老实人,在突然之间近乎举国一致的忽悠中,也会膨胀起来。在他就任总统之前,当时的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Paul S. Reinsch)去见他,这个即将上任的总统自信满满地宣称:“我已经找到了获得各派合作的办法。”甚至谈到他要改革国会,至少要瘦身一半。[5]应该说,这样的自信,委实是太满了。
  段祺瑞跟袁世凯不同,这个懂政治的武人,性子相当直率,没有袁世凯那么多手腕,也没有袁世凯那么多心机,但却比袁世凯更加刚愎自用。如果放在袁世凯还活着的时候,大概段祺瑞不会买黎元洪的账。在现实生活中,俩人实际上也没有什么交集。他应该不会像袁世凯那样,为了拉拢这个可能的敌人,与之攀儿女亲。当然,在那个时代,黎段之间,也不会斗起来。但是,洪宪帝制的失败,让情势发生了变化。袁世凯死了,北洋系也随之受挫。从废弃约法,废置国会,走到称帝,袁世凯走得太远了,北洋这个摊子的继承者,即使没有举国一致恢复民元法统的呼声,也会考虑改弦易辙。虽然,段祺瑞并不真的相信议会民主体制,但他乐意试试看,毕竟很多西方国家因此而强大了的。美国公使芮恩施记录下了这位后袁时代第一任总理的话,是这样的:“我并不期望从恢复国会中得到很多好处;党派斗争和与政府作梗的情况将会层出不穷。但是,至于这种通过清谈进行治理的古怪的现代方法,我基本上看不出它有什么优点,但我还是愿意让它得到一种公正的试验。”[6]即使在后来,受困于府院之争,督军们也叫嚣要推翻国会之时,段祺瑞依然认为,不能用武力变更国会,这样做的话,会诱使武人不断干政,导致共和体制的垮台。
  后袁世凯时代,几乎看起来举国一致的拥戴,让原来一直投闲置散的黎元洪有了一些底气,至少,让他周围的人,气粗了不止一分两分。反过来,很有脾气的段祺瑞,却一时间变得很低调。黎元洪继任总统,段祺瑞受命组阁,提出了内阁名单,亲自送到总统府,让黎元洪定夺。黎元洪也就不客气,提出两个人——唐绍仪和孙洪伊必须加入,三个人——刘冠雄、章宗祥和曹汝霖必须换掉。当时内阁一共才九个部,一下子动了五个人,可谓伤筋动骨,但段祺瑞居然也忍了,至少没有当面表示异议。[8]然而在袁世凯时代,段祺瑞却没有这样恭顺过,很少亲驾总统府不说,做陆军总长的时候,要用徐树铮做次长,老袁不高兴,说到处都是东洋刀,但段祺瑞还是坚持用了。袁世凯成立陆军模范团,用袁克定做团长,段祺瑞也持异议,最后逼得袁世凯不得不自己来干。此时,段祺瑞的恭顺随和,显然是想争取跟总统处好关系,开一个好局。此时的段祺瑞,不仅对黎元洪恭顺,对恢复的民元国会也相当友好。既然他已经打定主意反袁世凯之道而行之,就得先按宪政国家的规矩办试试。对此时的段祺瑞来说,袁世凯的教训,实在印象深刻。一般来说,一个时代结束,另一个时代开启,如果前一个时代的当家人失败了,这个失败对后来人的触动必定很大,会自觉不自觉地寻找教训,力求避开前代的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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