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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大记忆,北京的思考与改变——10位官员的访谈实录10位平民的命运追踪
作者:苏峰 编著 出版: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10月 发布时间:2012-03-06 16:51:20
类型:其他 定价:  
     
 

 

内容简介


1978年,作为一个代表着新旧交替的时代符号,不仅包括1978年这一年。它是一个特殊的时段,上可溯及1976年10月6日的“四人帮”倒台,甚至可溯及1975年邓小平抓全面整顿时期,下可溯及1982年党的十二大提出的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甚至可溯及整个上世纪80年代一直到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理论的1992年党的十四大。这是一个探索中国向何处去的时间段,日后的很多探索,在1978年就有了伏笔,就定下了基调。
本书所讲述和记录的人物和事件,不仅限于1978年。本书从一人一事谈起,从一个年代切入,想要说明的是一个特殊时代的性格和特征,想要呈现的是一种时代和命运交相呼应的社会形态。
  1978年的中国,再次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中国向何处去?怎么去?这是一个从上到下都在思索和关注的大问题。 经历了风云变幻的30年,回首1978年,人们对当时有着怎样的记忆?他们是如何来评价这个时代?本书以1978年的记忆为主题,汇集十名北京“领导”的访谈和十名“普通人”的经历记述,追溯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的变迁以及个人命运的转折,力图从不同个体的视角来反映1978年中国的变迁、当时人们的思考及这个时代对于中国的特殊意义。

作者简介


苏峰,湖南人,法学硕士。现职于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曾参与编著《北京记忆》(北京口述历史丛书第一辑)、《村官说村史》、《北京改革开放简史》、《北京改革开放三十年》、《改革开放话北京》、《中国共产党北京市重要会议概要》等。


目录


访谈篇:我们这一代的追忆和反思
 刘导生 真理标准讨论在北京必须补课
 刘涌 这一年,我回到北京市公安局
 柴泽民 从驻美联络处主任到首任驻美大使
 王笑一 我们也要走出去
 白介夫 亲历“天安门事件”平反与筹建职教、自考等
 刘冰 解铃还需系铃人——两封信引发的政治地震
 李昭 平凡与不平凡
 张廉云 我们这些民革老党员们
 王大明 1978年的变与不变
 王雅琪 歌剧重演,我们必须重新排练
记录篇:命运在这一年发生改变
 杨西光 公道有铁证,私欲存是非
 葛佩琦 我是胡耀邦平反的两千零一人
 杨显东 第一个揭开大寨盖子的洋博士
 裴定一 1978年首批公派留学生
 李冬民 “文革”结束了。冤案仍在继续?
 张晓山 胡风的儿子终于可以上大学了
 陈景润 1978年的全民偶像
 张扬 人民才是最终裁判者——手抄本《第二次握手》的平反
 汪国真 一抹淡淡的诗意
 黄帅 小学生的昨天和今天


媒体评论


记得1978年初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会见来自日本的一个社会科学家代表团。我对他们说,中国在思想上政治上有了一个很大的进步,这个进步你们现在走在北京街上还看不出来,但是用不了十年八年,你们就可以看到这种变化。
       ——于光远
1976年到1978年,短短的一年多时间里,人们好像一下子成熟了。所看的,所想的,几乎都是相同问题的相同认识。这是一种新的历史现象。这种现象使人想起了马克思的一段话:“由于判断的盲目,甚至最杰出的人物也会根本看不到眼前的事物。后来到了一定时候,人们就惊奇地发现,从前没有看到的东西现在到处都露出自己的痕迹。”
       ——孙长江
1978年就是这样一个年代,你的耳畔还萦绕着八个样板戏震耳欲聋的鼓点子,从海峡彼岸却传来了邓丽君半喘着气绵绵软软可又挺中听的流行曲,你刚刚听到了一条大河波浪宽十八岁的哥哥呀细听我小英莲,又不能不迷恋上了梨花开遍天涯晨雾袅袅如纱峻峭的河岸上站着的喀秋莎……恢复高考是新时期带给青年的第…一个狂喜,而77级的大学生是最先享受了这狂喜的幸运儿。他们中间,又有谁能没有命运转机的喜悦和自得?
       ——陈建功
兴奋的事都在上世纪70年代末: l978年,我考上中央美院,到了北京,十一届三中全会,中美建交,《今天》创刊……突然一下子,可以表达自我了。
        ——陈丹青

在线试读部分章节


访谈篇:我们这一代的追忆和反思
  刘涌 这一年,我回到北京市公安局
  苏峰(以下简称苏):刘老,您是1977年恢复工作的,能说说当时您情况吗?
刘涌(以下简称刘):我是1977年9月恢复的工作,党组织原决定要我回市委政法委协助郭步岳同志工作。当时市公安局两位领导刘坚夫、邢相请求市委让我回公安局协助工作,根据当时的工作需要以及我的身体状况让我担任了北京市公局顾问,并参加局党常委工作。
  老公安重新回来
  苏:您的身体当怎么样?
  刘:虽然在“文大革命”中经受了一考验,但我的身体没太大问题。1962年,我因患病后药物中毒,引起耳鸣、耳聋、重听,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又遭受迫害,被“专政”,“流放”外地劳动等,得不到应有的治疗,“文革”后,后变成全聋至今。
  粉碎“四人帮”后,我的心情非常动,我们党和国家得到了挽救,我也有了重新为党工作的希望。经常与一些老同志谈论“文化大革命”使党和国家遭受了莫大损失,都迫切想着为党工作,补偿“文化大革命”的损失。
  可是自己失去了听力,工作有一定的困难,怎么办呢?正当自己为此忧虑的时候,在落实党的干部政策的过程中,有一批年老体弱的同志被安排做了顾问。我知道这个消息后,心情豁然开朗起来,我想,这样可好了,既充分发挥了他们的作用,又能照顾老同志的实际困难,也有利于提拔新生力量,更新领导班子,对党、对国家、对个人,都是有益的大好事。我虽然两耳听不见了,可是身体尚好,如果安排我当个顾问,仍然可以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过了不久,我的  心愿实现了,我愉快地接受了中共北京市委的任命,回到了多年工作过的公安机关,当了市公安局的第一个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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