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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其他

20世纪中国思想史
作者:启良 著 出版:花城出版社2009年4月出版 发布时间:2010-07-06 15:26:44
类型:其他 定价:  
     
 



 





内容简介


本书从大历史和人性的角度重新审视20世纪的中国各种思想,提出本世纪的中国思想史,实为自由主义、保守主义、激进主义三种思想并存、斗争、实践并发展变化的历史。作者以理性并充满激情的文笔引领读者一同经历20世纪中国大地上的风云际会,与诸多中华民族时代骄子的精神世界交汇,了解试图改造中国改变世界的种种思想体系,看朵朵思想的火花怎样燃烧,灿烂,毁灭,升华……
  一部理性的《20世纪中国思想史》。
  一幅20世纪中国精神世界的缩影。


作者简介


启良,又名孟姜夫,湖南衡阳人。1955年生,1982年毕业于湘潭大学,1988年研究生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1992年破格晋升为副教授,翌年评为教授。现为湘潭大学中国哲学博士点学科带头人,湖南省重点学科带头人,湖南省哲学学会副会长,中国哲学史学会理事。学兼中西古今,尤以思想性写作见长,已在花城、学林和上海三联等出版社出版学术著作12种,论著逾六百万言,学术思想在国内外均有较大影响,被誉为当代中国最具思想性的学者之一。


目录


绪论一:国问
绪论二:从人类历史的大宏观看20世纪中国的尴尬
第一章 从戊戌到辛亥
一 戊戌的遗产
二 庚子事件的思想史意义
二 清末宪政
四 革命与改良之间
五 难得的严复
六 梁启超:20世纪中国的启蒙之父。
七 孙中山:终归是儒生
第二章 从辛亥到“五四”
一 道术将为天下裂
二 新文化运动及其地位
三 “怪圈”不怪
四 俄国的光芒
五 简说陈独秀
六 重读鲁迅
七 胡适的好处
第三章 从“五四”到“抗战”
一 “主义”的泛滥
二 三哲来华
三 科玄之争
四 中国社会史问题论争
五 新生活运动
六 新启蒙运动
七 自成一格的梁漱溟
八 张君劢:在哲学与政治之间
九 陈序经如是说
第四章 从“抗战”到“土改”
一 战国策派:中国的尼采们
二 所谓的“新民主义”
三 新儒家诸贤
四 毛泽东与新民主主义
五 王实味与野百合
六 自由主义的短期复兴
七 国民党的建国主张
八 中间派的建国主张
九 共产党的建国主张
第五章 从“土改”到“文革”
一 新的时空观
二 思想改造运动
三 对胡适的批判
四 胡风冤乎
五 从“逐步过渡”到“大跃进”
六 1957年反右
七 现代海瑞
第六章 “文革”十年
一 何谓“文化革命”
二 吴晗的悲剧
三 以史代法
四 广场政治与集体狂欢
五 太阳崇拜
六 知识分子接受再教育
七 无知也是力量
八 顾准的另类言说
第七章 从“文革”结束到世纪末
一 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
二 人道主义讨论与反精神污染
三 哲学社会科学的相对繁荣
四 文化热与所谓的新启蒙
五 儒学复兴与文化保守主义
六 反西方主义与狭隘的民族主义
七 自由主义的新阶段
后记


书摘


第一章 从戊戌到辛亥
一 戊戌的遗产
 戊戌维新是20世纪前两年发生的事件,同时也是20世纪中国的一笔思想遗产。言其为遗产,可从两方面予以理解:一、当时的维新人士有关变革中国社会的思想,直接影响了20世纪初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祈向,而且梁启超本人还是此时中国知识界的思想导师,热血青年无不受其影响;二、戊戌维新的难题和困结同时也是20世纪中国的难题和困结。戊戌之后,中国知识分子带着诸多的困惑进入20世纪。一百年后,他们同样带着类似的困惑进入21世纪。
  从此意义上说,戊戌维新既是20世纪中国历史的起点,又是其终点。因为此后中国的百年行程不过是完成了一个圆圈式的运动,终点与起点相接。这样,如何看待戊戌维新也就成了我们今日研究20世纪中国思想史的题中之义。
  戊戌维新的性质,学界大多视其为资产阶级改良运动,且将其同尔后的辛亥革命作比较。前者为改良,后者为革命。故而前者的历史意义远不如后者。其实,前者也好,后者也好,性质都是一样的,即都是按照西方的社会模式改造中国的政治运动。不同的只是,前者保留清廷且借助于清政府的政权力量而实行改革,后者则是在推翻清廷的基础上实现社会制度的根本转换。
鸦片战争之后的中国,除太平天国外,几乎所有的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领域的革命和改良,皆同西方列强有关。此前的中国,基本上是关起门来过自己的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并且可以自足自满。虽然其间亦有外域文化的传人,但却始终不影响文明形态的中国特色。佛教便是一例。佛教来自印度,传人中国之后,非但没有将中国佛教化,而且其自身被中国化,成为中国文化中的一部分,且对中国的政权形式和社会结构没有带来任何影响。也正因为如此,两千余年来,中国人一直充满着文化大国的自信,并且乐于将自己的文化输送到其他国家和地区,乐于做文化的宗主。
然而西方文化的传人,则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的文化地位,使之从文化的宗主一坠而成他国的附庸。
从表面看,鸦片战争之后的中西关系,主要是军事和国家利益的冲突。西方人用炮火开道,亦不是为了将基督福音传到中国,而是为了在中国拓展资本市场。但是武力的背后却是文化,战争的结果所体现的乃是两种文化的优劣。西方列强的殖民扩张,其实质乃是试图用西方文化和西方的社会模式改造古老的中国。诚然,西方人的本意并非如此高尚,而且也不可能具有此种世界历史的自觉。然而其罪恶目的带来的却是世界历史的整体进步,其所充当的历史角色乃是世界历史不自觉的工具。
此种历史的辩证关系,不仅西方人认识不到,而且受其掠夺和欺辱的被压迫民族也是认识不到的。因为在这里面,道德评价与历史评价交织在一块,遂使人们的认识既模糊又矛盾。从历史评价的角度看,近代西方的对外扩张具有历史的进步意义,体现的是先进的现代文明对各地前现代文明的取代;但从道德的评价角度看,西方人的扩张不仅罪恶,满身肮脏,而且同其他民族古老的生活方式也是冲突的,价值观大不一样。正惟这样,面对西方文化的冲击,被压迫民族无不显得既尴尬又矛盾。尤其在中国人这里更是这样。因为长期以来,他们已经习惯了文化宗主国的地位,而现在他们必须认他人为宗主,认自己为文化附庸,因而其内心亦就格外的沉重,特别在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取舍方面,尤其显得进退若谷,左右为难。
文化的担当主要是知识分子的责任,文化的取舍更是如此。更何况在中国,知识分子的价值就在这里。他们关怀社会关怀生民,凭的就是他们所认定的文化传统,即所谓“士志于道”。所以我们看近世的东方民族,很容易发现这样一种现象,即其他各国的知识阶层面对西方文化的冲击所作出的回应,皆不及中国知识分子的困惑和两难。
也正因为中国知识分子强烈的关怀意识,所以每当民族危难、文化失范的时候,他们总是处在历史的中心位置,以自身的道义和其所持守的文化而救国。戊戌维新便是近代以来他们第一次文化救国。
所谓“维新”,语出《诗》经“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不过,在周代,“维新”的是天命,义在政治领域;而在近代,中国所要“维新”的乃是文化,惟有文化的“维新”方可救中国于水火。虽然康有为借助公羊学托古改制,内中仍有天命“维新”之义,但其旨趣并不在此,而且康有为本人也不是想做现代中国的“素王”和教主。他的使命在救国,而不是救人;其救国亦不在改朝换代,而在刷新政治与文化中的制度。
康梁之前,中国知识界就已经有了“维新”的呼声。郑观应认为,富国强兵之要务在于对商业的重视,并且提出商贾为“四民之纲”的观点。薛福成、何启、胡礼垣等人亦持此种主张。更可重视的是,这些早期“维新”人士,不仅主张“商富而后国富”,而且认识到国家制度的改革更是强国的根本,比起商贾来更为重要和迫切。郭嵩焘就说过:“西洋立国有本有末,其本在朝廷政教,其末在商贾。”郭氏批评当时的洋务派仅得西洋皮毛,只在船坚炮利上作文章,实乃是舍本而求末。可是在甲午海战之前,这些早期维新人士特别是郭嵩焘却被士林目为异类,其影响也就可想而知。鸦片战争之后,魏源等人就主张开眼看世界,但真正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却是郭嵩焘。甚至可以说,郭是“全盘西化论”的先驱,其文化主张很像半个世纪以后的陈序经。20世纪的陈序经尚不被理解,何况甲午海战前的郭嵩焘。是时,人们愿意接受的是张之洞“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说法,因为其接受心理仍是根深蒂固的夷夏之辨。
正如梁启超所说的:“唤起吾国四千余年之大梦,实自甲午一役也。”甲午海战之前,中国政府同英法等国已有过军事冲突,并且同样是耻辱性的结局。可是此时的中国士大夫并没有真正认识到中国的病根所在,以为通过办洋务便可富国强兵,同样可以像西人那样船坚炮利。然而甲午一役彻底破灭了洋务的美梦。而且这次战争不同于以往的是:一、列强乘机而入,企图瓜分中国,而不仅仅只是中国同当事国签订不平等条约;二、战争的敌方不是西方列强,而是蕞尔岛国日本。特别是后面这一点,对当时的中国人来说,打击最大,刺激也最大。
日本是中国的近邻,长期以来受中国文化之影响。论文化,论国力,皆不及中国。正惟如此,在国人眼里,日本人是微不足道的,且以“倭寇”相称。“倭”,从人从委。《说文》释“委”:“委,随也。从女从禾”。“从女”者,意指如妇女之屈从于夫权;“从禾”者,意指如禾穗饱满必然低头。正惟如此,《说文》释“倭”为“顺儿”。不难看出,中国人称日本人为“倭”,所体现的乃是一种大国的文化心理,说明长期以来他们根本就瞧不起日本人。可是这一次,中国不仅败了,而且败得很惨。老师败在学生手下,五千年的文化大国竟然在“顺儿”(倭人)面前丢尽了颜面。这对当时的中国士大夫来说,是断断不能接受的事实。然而,事实毕竟是事实,惊慌和诅咒都无济于事,重要的是对之如何看待。日本一小国,何以短时间内便富强起来?中国乃泱泱大国,何以今日如此狼狈?
这就是戊戌变法的历史背景和思想背景。中国的惰性是文化的惰性,而非人的惰性,尤其在知识分子这一群体更为如此。面对民族国家瓜分豆剖之危局,当时的知识界既对列强义愤填膺,痛斥其不义之恶行,同时又在苦苦的反思。反思的结论便是:中国要想从根本上走上富强之路,必须变祖宗之法,而且是那些关乎安邦治国的大经大法。因为在他们看来,日本之所以崛起,根本原因乃是明治维新对西学的接纳;中国同样可以这样为之,以研究西洋文化作为“匡时救国的要图”。
但是,戊戌变法毕竟首先是一场政治运动,文化更新是为政治服务的,而且必须从属于政治而后可。然而作为政治运动,变法是以失败的记录载入史册的,“六君子”血染菜市口留给后世的只是扼腕和憾叹;新法除京师大学堂外,全都被废除。
变法失败之原因,学界议论多矣。或谓救亡压倒启蒙,或谓帝后两党之争,或谓袁世凯的出尔反尔,或谓资产阶级不足以救中国。这诸多原因,有其必然,亦有其偶然。特别在将这次变法同日本的明治维新作比较时,学者们更是困惑不解。因为这二者的主旨都是为了民族的更新而西方化,都是为了顺应世界历史的大潮,可结果却是一成一败。更可注意的是,明治维新前后,日本人要求变法的愿望远没有中国人强烈,更不曾出现像“公车上书”这样的请愿运动,可是日本人却顺利地完成了这一历史任务,踏上了现代化的路途。而在中国却刚好相反。一方面,有识之士迫于救亡而强烈要求变法;另一方面,变法又只能以失败的记录载入史册。
任何历史都是人创造的,而人既是现实性的存在,又是历史性的存在。作为现实性的存在,他们可以出于现实的考虑而变革传统;作为历史性的存在,他们的一切变革又势必受到传统的制约。而且,历史既是偶然的,又是必然的。或者反过来说,既是必然的,又是偶然的。从偶然的一面理解,我们不排除个别的偶然因素在历史中的作用;从必然的一面理解,我们同样不应忘记,任何偶然都有其必然的根据。只不过这“必然”绝不是像吾人以往的教科书所说的天意般的“历史规律”,而是历史文化之传统,特别是观念文化的传统。
应该说,这是我们思考一切历史问题必备的理论思维。循此,我们再来看中国戊戌变法失败之原因,是不难找到答案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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