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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其他

1978大记忆,北京的思考与改变
作者:苏峰 编著 出版: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10月 发布时间:2010-07-06 13:17:59
类型:其他 定价:  
     
 


内容简介


1978年,作为一个代表着新旧交替的时代符号,不仅包括1978年这一年。它是一个特殊的时段,上可溯及1976年10月6日的“四人帮”倒台,甚至可溯及1975年邓小平抓全面整顿时期,下可溯及1982年党的十二大提出的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甚至可溯及整个上世纪80年代一直到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理论的1992年党的十四大。这是一个探索中国向何处去的时间段,日后的很多探索,在1978年就有了伏笔,就定下了基调。
本书所讲述和记录的人物和事件,不仅限于1978年。本书从一人一事谈起,从一个年代切入,想要说明的是一个特殊时代的性格和特征,想要呈现的是一种时代和命运交相呼应的社会形态。
  1978年的中国,再次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中国向何处去?怎么去?这是一个从上到下都在思索和关注的大问题。 经历了风云变幻的30年,回首1978年,人们对当时有着怎样的记忆?他们是如何来评价这个时代?本书以1978年的记忆为主题,汇集十名北京“领导”的访谈和十名“普通人”的经历记述,追溯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的变迁以及个人命运的转折,力图从不同个体的视角来反映1978年中国的变迁、当时人们的思考及这个时代对于中国的特殊意义。


作者简介


苏峰,湖南人,法学硕士。现职于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曾参与编著《北京记忆》(北京口述历史丛书第一辑)、《村官说村史》、《北京改革开放简史》、《北京改革开放三十年》、《改革开放话北京》、《中国共产党北京市重要会议概要》等。



目录


访谈篇:我们这一代的追忆和反思
 刘导生 真理标准讨论在北京必须补课
 刘涌 这一年,我回到北京市公安局
 柴泽民 从驻美联络处主任到首任驻美大使
 王笑一 我们也要走出去
 白介夫 亲历“天安门事件”平反与筹建职教、自考等
 刘冰 解铃还需系铃人——两封信引发的政治地震
 李昭 平凡与不平凡
 张廉云 我们这些民革老党员们
 王大明 1978年的变与不变
 王雅琪 歌剧重演,我们必须重新排练
记录篇:命运在这一年发生改变
 杨西光 公道有铁证,私欲存是非
 葛佩琦 我是胡耀邦平反的两千零一人
 杨显东 第一个揭开大寨盖子的洋博士
 裴定一 1978年首批公派留学生
 李冬民 “文革”结束了。冤案仍在继续?
 张晓山 胡风的儿子终于可以上大学了
 陈景润 1978年的全民偶像
 张扬 人民才是最终裁判者——手抄本《第二次握手》的平反
 汪国真 一抹淡淡的诗意
 黄帅 小学生的昨天和今天


媒体评论


记得1978年初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会见来自日本的一个社会科学家代表团。我对他们说,中国在思想上政治上有了一个很大的进步,这个进步你们现在走在北京街上还看不出来,但是用不了十年八年,你们就可以看到这种变化。
       ——于光远
1976年到1978年,短短的一年多时间里,人们好像一下子成熟了。所看的,所想的,几乎都是相同问题的相同认识。这是一种新的历史现象。这种现象使人想起了马克思的一段话:“由于判断的盲目,甚至最杰出的人物也会根本看不到眼前的事物。后来到了一定时候,人们就惊奇地发现,从前没有看到的东西现在到处都露出自己的痕迹。”
       ——孙长江
1978年就是这样一个年代,你的耳畔还萦绕着八个样板戏震耳欲聋的鼓点子,从海峡彼岸却传来了邓丽君半喘着气绵绵软软可又挺中听的流行曲,你刚刚听到了一条大河波浪宽十八岁的哥哥呀细听我小英莲,又不能不迷恋上了梨花开遍天涯晨雾袅袅如纱峻峭的河岸上站着的喀秋莎……恢复高考是新时期带给青年的第…一个狂喜,而77级的大学生是最先享受了这狂喜的幸运儿。他们中间,又有谁能没有命运转机的喜悦和自得?
       ——陈建功
兴奋的事都在上世纪70年代末: l978年,我考上中央美院,到了北京,十一届三中全会,中美建交,《今天》创刊……突然一下子,可以表达自我了。
        ——陈丹青


书摘


访谈篇:我们这一代的追忆和反思
  刘涌 这一年,我回到北京市公安局
  苏峰(以下简称苏):刘老,您是1977年恢复工作的,能说说当时您情况吗?
刘涌(以下简称刘):我是1977年9月恢复的工作,党组织原决定要我回市委政法委协助郭步岳同志工作。当时市公安局两位领导刘坚夫、邢相请求市委让我回公安局协助工作,根据当时的工作需要以及我的身体状况让我担任了北京市公局顾问,并参加局党常委工作。
  老公安重新回来
  苏:您的身体当怎么样?
  刘:虽然在“文大革命”中经受了一考验,但我的身体没太大问题。1962年,我因患病后药物中毒,引起耳鸣、耳聋、重听,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又遭受迫害,被“专政”,“流放”外地劳动等,得不到应有的治疗,“文革”后,后变成全聋至今。
  粉碎“四人帮”后,我的心情非常动,我们党和国家得到了挽救,我也有了重新为党工作的希望。经常与一些老同志谈论“文化大革命”使党和国家遭受了莫大损失,都迫切想着为党工作,补偿“文化大革命”的损失。
  可是自己失去了听力,工作有一定的困难,怎么办呢?正当自己为此忧虑的时候,在落实党的干部政策的过程中,有一批年老体弱的同志被安排做了顾问。我知道这个消息后,心情豁然开朗起来,我想,这样可好了,既充分发挥了他们的作用,又能照顾老同志的实际困难,也有利于提拔新生力量,更新领导班子,对党、对国家、对个人,都是有益的大好事。我虽然两耳听不见了,可是身体尚好,如果安排我当个顾问,仍然可以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过了不久,我的 心愿实现了,我愉快地接受了中共北京市委的任命,回到了多年工作过的公安机关,当了市公安局的第一个顾问。
  北平刚和平解放,我是接管北平市伪警察局工作的主要领导成员之一,之后一直在公安局工作,对这里的情况是比较熟悉的。这次又回来工作,大家热情地欢迎我,恳切也希望我这个老公安发挥一些作用。有的同志听说我当了顾问,便对我说:“你在‘文化大革命,前是北京市委常委、政法部长,老干部落实政策就应该官复原职,在公安局当个顾问,这不是降职使用吗?”我知道这些同志的心情,可是我想的是:林彪、“四人帮”的十年浩劫,破坏了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把国民经济推上了崩溃的边缘,现在要拨乱反正,公安局又是个“迫害”横行的重灾户,有多少工作等待着我们去做啊!我这个共产党员从来就淡泊名利,官和职不是个人私有的东西,不能老把眼睛盯在“乌纱帽”上,过去“四人帮”剥夺了我工作的权力,现在党又给了我为人民服务的机会,应该有一分热就发一分光。同时,我们党和国家要搞“四化”建设,班子应该搞得年轻点,老同志让贤是光荣的。后来,组织上又征求我的意见,准备调我回市委工作,我考虑到自己身体条件的实际困难,婉言谢绝了组织上对我的关怀,决心把顾问工作干好,干到底。
  评价罗瑞卿:“只有好印象,没有坏印象”
 苏:您是老公安了,1978年8月,原公安部部长罗瑞卿同志逝世,您能谈谈对他的印象吗?
刘:1965年12月的一个晚上,中共北京市委召开紧急会议,传达上海会议文件,说罗瑞卿同志反党反中央,被免除了一切职务。不久,公安部召开了全国公安系统县局以上干部会议,要求“肃清罗瑞卿在公安部门的影响”。北京市公安局讨论此文件时,我是作为市委常委、市委政法部部长出席的会议。我在发言中详细列举了事例,说明罗瑞卿同志任公安部长包括兼北京市公安局长期间,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毛主席的路线、方针、政策,政绩是非常突出的,影响也是很大的。我对他“只有好印象,没有坏的印象!”
  第一,罗瑞卿在任公安部部长兼北京市公安局局长期间,推动了全国公安工作的开展。罗瑞卿同志坚决落实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运用毛主席提出的工作方法,大兴调研之风,加强对北京市公安局各项业务工作的调查研究,在组织上有一些调整,业务上有改进、有创新。在了解掌握事实的基础上,以点带面,把北京作为基本试点,推动了全国公安调研工作的开展。
  罗瑞卿兼任北京市公安局局长期间,做出了有目共睹的突出成绩。他的兼任北京市公安局局长后不久,就提出公安局这样的大机关没有政治机构是不行的,立即成立了市局政治部,加强全局的政治工作;其二是封闭妓院,把妓女从火坑里救出来,在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他具体部署改造工作,作出了贡献;其三是取缔反动会道门、查禁烟毒犯;其四是镇压反革命,以北京为试点,推动了全国镇反运动的开展,受到了毛主席的表扬,并批转北京的报告供全国学习;其五是把在押的犯人组织起来搞生产、办工厂、办场,通过劳动改造,让他们变成自食其力的人,这是当时副局长冯基平的主张,得到了罗瑞卿同志的重视和大力支持,并由公安部通报各省市学习。我略举的这几例,说明罗瑞卿同志虽是兼任局长,但却是真抓实干的。
  我的发言像是捅了马蜂窝,成了造反派手中的把柄,他们批判我中毒太深,要我在“灵魂深处爆发革命”,反思自己的言行,修正“错误”。对他们的无理要求,我置之不理,以沉默表示抗议。造反派被我的这种行为激怒了,骂我“装聋作哑,揣着明白装糊涂”,对我进行一次又一次的批斗,但我不改初衷,他们也就达不到他们想达到的目的。
  1978年5月,市公安局局长邢相生同志因过度劳累心脏病突发,死于工作岗位。我将此噩耗及时报告了罗瑞卿同志,罗当即表示要参加追悼会。我对他说:“您腿不好,参加这样大的活动不方便,送个花圈,转达您对家属的问候就行了!”罗瑞卿同志一再坚持要参加追悼会,送曾经朝夕相处的战友,看望、慰问一下邢相生同志的家属,借以表示他的思念之情。
  那天,他坐着轮椅来到了八宝山,参加邢相生同志的追悼会,并一一慰问了邢相生同志的家属,很多在场的同志都感动得哭了。市公安局的广大公安民警对罗瑞卿同志这种无私无畏的革命精神敬仰不已,崇敬的心情更是与日俱增。我对罗瑞卿同志“只有好印象,没有坏印象”的想法,不仅反映了法,其实也代表着全局广大公安民警的看法。可惜的是,罗瑞卿没过多久,也离我们而去了。
   “六十一人叛徒集团”完全是凭空捏造
苏: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所谓的“六十一人叛徒集团”问题彻底平反,据我所知, “文革”期间,您为此遭受痛打,也没有妥协。
刘:共产党员应该实事求是。1966年9月,康生经过一系列的策划,给毛泽东写信,诬告1936年薄一波等六十一人根据党中央和北方局的决定发表“启事”出狱,是“自首叛变”,提出所谓“六十一人叛徒集团”的问题。接着把六十一人的问题透露到社会上,陈伯达、江青等到处支持红卫兵揪斗这些人。1967年3月中央文革借用中央名义,印发了《关于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人自首叛变问题的初步调查》材料,认定薄一波等人自首叛变出狱,是刘少奇的决定,张闻天同意,背着毛主席干的。就这样将六十一人定为“叛徒集团”,而且在全国掀起一股揪“叛徒”之风,使许多党员、干部遭到迫害。
1968年2月,中组部专案组诱逼部里的一位同志与我当面对质,让我承认是“刘涌奉原北京市公安局局长冯基平的命令”,将有关六十一个人的敌伪档案交给了他,后经他转手交给安子文销毁的。为此中组部专案组对我进行审讯,拿出了他们编造的所谓证据,并不时地用坐牢杀头相恐吓。他们采用指供、诱供、诈供、逼供等办法,仍没有得到他们想要的“证据”,便不断升级加压,从开始的推推搡搡,发展到对我采取揪耳朵、坐“喷气式”、罚站、熬鹰等方法,持续了一个月之久,仍一无所获。
我当时受尽了折磨,忍受了常人不能忍受的痛苦,承受了常人不能承受的压力,在身心受到了极大伤害的情况下,我始终坚持实事求是,“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的原则: “六十一人叛徒集团,完全是诬陷凭空捏造,根本就没有那么回事!”这使审讯我的人,既无可奈何,又不得不为我的刚毅、坚贞而却步。他们称我是“一块又硬又难啃的骨头!”。正是由于我坚持了实事求是的态度,没有说半句违心话,才使康生、 “四人帮”迫害所谓“六十一人叛徒集团”的阴谋未取得关键性的证据。
1978年1 2月,党中央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薄一波、安子文等六十一人叛徒集团的大案”得到彻底平反。安子文结束了多年的流放生活,由淮南回到北京。不久,安子文出任中央党校副校长,我去党校探望他,我们见面后紧紧握着手,许久许久,谁也说不出一句话,我情不自禁地热泪夺眶而出,安子文同志也激动得眼睛湿润了。
“文革”后,当初与我面对面的中组部同志,曾两次来信承认对我这个老同志、老朋友犯了莫大的错误,表示要痛改前非。
当时的社会治安并不好
 苏:北京当时的社会治安情况怎么样?
  刘:当时的情况不太好,社会治安混乱,刑事案件激增,特别是青少年刑事案件,让人痛心疾首。为什么会这样呢?说到底,主要还是“文革”造成的。
  “文革”前夕的首都北京,社会治安创造了历史上最好水平。广大群众拍手称赞,国际友人也赞扬北京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城市”。这是因为1958年,中共北京市委提出“一定要把北京市的社会治安和政治情况搞得像玻璃板、水晶石一样”。什么意思呢?就是要求首都公安保卫部门加强调查研究,从实际出发,做好各项基础工作,把各种可能危害社会治安的因素和正在进行的违法犯罪活动都掌握起来,做到对社会治安的隐患能及时发现和消除,预防违法犯罪活动的发生,对已出现的违法犯罪活动也能迅速查清破案,从而把首都的社会治安情况搞得清清楚楚,像玻璃板、水晶石一样,里面哪里有气泡、杂质,都可以一目了然。北京市的整个公安保卫战线,调查研究蔚然成风,各项业务工作由于情况清楚明白,措施得力,都突飞猛进,做得越来越主动。拿户口管理工作来说,基层公安机关对社会人口的了解,在原有的基础上,经过一年努力,到1959年,普遍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有的派出所,对管辖区全部人口的了解,达到“四知”(即知工作地址、知通讯方法、知家庭情况、知现实表现)要求的,占97%,可谓了如指掌。有的分局,一年里逮捕、管制和劳动教养的犯罪分子中,根据对社会人口的了解而处理的,占96%。
 这样的治安情况到“文革”前夕,到达顶点。可是打倒一切的“文革”一来,社会治安就混乱了,刑事案件也越来越多。“文革”长达十年,造成的影响是恶劣的,不仅砸烂了公检法,打乱了公安保卫战线,而且人们遵纪守法的概念也完全没有了,即使是粉碎“四人帮”以后,这种恶果还不能很快消除。
 苏:怎么打乱的?
  刘:市委提出“一定要把北京市的社会治安和政治情况搞得像玻璃板、水晶石一样”的工作要求,成了集中攻击的目标,被诬蔑为“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阶级斗争熄灭论”,被扣上“反毛泽东思想”的大帽子,硬说要把北京搞成没有一个敌人,没有一个犯罪分子,没有一起案件的世外桃源,迷惑了许多天真的不明真相者。其实1958年市委在有关文件中,开宗明义就专门解释了“玻璃板、水晶石”的意思,是“要把北京市的社会情况搞得清清楚楚,了如指掌,一清二白”,是要走群众路线,尽可能地多了解情况,变被动为主动,减少产生治安问题的社会原因。根本不是他们说的这么回事。
  在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彻底砸烂公检法”的浩劫中,北京市公安局的干警遭受到林彪、“四人帮”和康生、谢富治、刘传新等的残酷迫害和摧残,成千的无辜同志被扣上莫须有的罪名(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叛徒、现行特务、三反分子等),有的被关进了监狱,有的被送到了良乡集中营进行严酷的审查;首都公安机关的组织机构被砸烂了,多年建立起来的公安基础及各项业务工作被摧毁了;队伍被打散了,思想被搞乱了,名声被搞臭了,人民警察与人民群众的鱼水关系被破坏了。
结果,公安保卫战线的工作被弄成情况不明,两眼一抹黑,工作很快陷于被动,社会治安秩序日益混乱。歪风邪气泛滥,坏人坏事横行,刑事案件大幅度上升,破案率急剧下降。群众失去了安全保障,连年处于“离家不放心,上班不安心,走路也担心”的状况。这样的情况,在1978年还是这样。通过首都公安保卫战线几年的努力,一直到上世纪80年代初,北京市的社会治安情况才逐步好转。
对来信来访怎能袖手旁观,不闻不问?
刘:看到这一切,我作为一个老公安,怎么不感到痛心呢?“四人帮”的残渣余孽要清查,犯错误的同志要挽救,冤案要平反,政策要落实,公安机关的工作和优良传统要恢复,在这样繁重的任务面前,我怎能袖手旁观,不闻不问呢?我虽然是顾问,也应该积极主动,协助党委做好工作,分担责任。
1978年5月,贾庭三任市委第三书记,负责清查工作、落实干部政策。在公安系统的清查工作中,我协助审查了大部分重点审查对象的材料,有不清楚的问题,及时提出来,找有关同志查证;为了做好犯了错误的同志的工作,我亲自找他们谈话,帮助他们提高认识,转变思想,说清问题。在研究定案的过程中,我认真学习了上级的有关政策和指示精神,把我了解到的定案对象的情况以及自己的意见提供给党委讨论。
  苏:您具体怎么做的?
  刘:在落实干部政策的工作中,有不少同志给我来信,找我面谈,我都认真负责接待谈话,了解情况,或批交给有关同志办理,有的我还要亲自去作调查,找有关领导同志协商研究,以求得统一认识,解决问题。
  从1978年到1980年这两年里,我接到来信三百多封,来访近四百人次,这里面有老同忠或他们的子女,有原来公安局的干警,也有相当一部分素不相识的人民群众,他们有的申诉冤情,有的要求落实政策,有的要求解决一些实际问题和疑难问题。有的来到办公室找我,有的到家中面谈,经常人来人往不断,星期天有时更忙,得不到休息。我想,要恢复党的优良传统、优良作风,就要为人民群众解决问题,通过接待群众来信来访,便于了解情况,同时也是宣传党的政策、密切党群关系的好机会。因此我没有厌烦,更没有推出不管,而是热情接待,认真处理,件件来信都亲自过目,凡是合理的要求,都对其提出具体意见,转请有关同志协助办理,对于有些群众来信,我还就处理结果亲自写了复信。
  在整建处级领导班子的工作中,原公安局一大批科处级干部已经组织安排到其他单位工作,他们中的大部分干部仍要求回公安局工作。我主动找一些同志了解情况,提供给有关领导参考。如果发现领导同志之间在某些问题上有不同意见,我就主动找他们谈心。后来,这批干部同志有些官复原职,有些作了适当调整,这样既促进了业务的恢复与发展,也促进了安定团结。 为了加强公安基础工作,我还跑了八九个派出所,作了一些调查研究,提出建议,以搞好工作。过年过节时,我就和局里的领导同志一起到基层单位去进行慰问。总之,我感到凡是需要做的工作自己就主动去做,只要有革命责任感,有事业心,有积极主动性,就有做不完的工作。
  苏:您的责任感来自哪里?
  刘:我的想法很简单,抱着身残志不残的志愿,抱着实现共产主义宏图大业的愿望,抱着知足者常乐的态度,一定要把顾问工作做好,真正起到党委的助手和参谋作用。在自己的晚年,我不图别的,只想为保卫党中央、保卫首都的安全,为祖国四化建设多作点贡献。同时,在恢复公安业务、优良传统、优良作风方面,起点传帮带的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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