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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其他

“文化大革命”简史
作者:席宣,金春明 著 出版: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1月 发布时间:2010-07-06 13:02:11
类型:其他 定价:  
     
 



 





内容简介


我们二人都是从事中共党史的教学与研究几十年的专业工作者。对“文化大革命”史的研究工作,也近20年了。由于“文化大革命”这段历史的特殊复杂性和曲折性,至今对一些问题还不能说都分析清楚了。但是,我们认为,对“文化大革命”10年的历史,确实已经到了应该给予系统的阐述、深入的研究和讨论的时候了。而“文化大革命”研究的现状同广大群众要求了解历史、认真汲取经验教训的迫切需要,确实还有相当大的差距。重大历史事件的透彻剖析和研究总结,常常需要很长的时间,甚至几代人的努力。但研究“文化大革命”史的责任绝不应只留给后人。我们这一代“文化大革命”的亲历者,负有义不容辞的责任。正是这种沉重的历史责任感,使我们鼓起勇气写出这本《“文化大革命”简史》,把自己的研究所得作为一家之言贡献给读者。希望对“文化大革命”史的研究贡献一点微薄的力量,同时,通过探讨和交流,也使我们自己对“文化大革命”史的研究得到推动。


作者简介


席宣,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自1954年起一直从事党史教学和研究工作。曾撰写《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一书“文化大革命”部分。与人合著《新中国史略》、《二十世纪中国史纲》、《中国共产党七十年讲座》等书。发表过《关于“文化大革命”起因的探讨》、《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文化大革命”和平均主义》《“文化大革命”始末》等文章二十余篇。1993年离休。
金春明,1952年开始从事中共党史的教学和研究工作。现任中共中央党校教授、中共党史博士研究生导师、中国中共党史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毛泽东思想理论与实践研究会副会长。近年主要从事中共党史社会主义时期,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史的研究工作。主要著作有:《“文化大革命”论析》、《谈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建国后三十三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简史》(主编)、《不平凡的七十年》(合著)、《毛泽东思想发展史》(主编)等十多本,各类文章一百多篇,曾多次获奖。


目录


增订新版前言
引言
第一章 “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背景与起因
一、“左”倾理论和“左”倾实践的交互作用
二、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的交互作用
三、国际反修和国内反修的交互作用
四、在三个交互作用的恶性循环中走向极端
第二章 “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发动
一、一条奇异的导火线
二、全面发动的纲领和领导机构
三、“炮打司令部”和“批判”资反路线
第三章 以全面夺权为特征的“文化大革命”高潮
一、“上海一月风暴”夺权之风迅速刮遍全国
二、正气凛然的二月抗争
三、在“抓叛徒”声中刘少奇冤案铸成
四、“全国山河一片红”和缺员甚多的中共中央全会
第四章 稳定“文化大革命”格局的努力和林彪事件
一、“造反派”胜利的中共九大
二、“斗、批、改”引发新混乱
三、庐山上的风云突变
四、林彪集团的覆灭
第五章 “批林整风”和“批林批孔”
一“批林整风”和周恩来纠“左”的努力
二、继续九大错误的中共十大
三、借题发挥的“批林批孔”
第六章 整顿与反整顿的较量“文化大革命”结束
一、邓小平主持工作与全面整顿
二、整顿中的较量和曲折
三、突如其来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
四、悼念周恩来 天安门事件爆发
五、毛泽东逝世 粉碎“四人帮”
第七章 十年浩劫后的思考
一、十年大内乱的严重恶果
二、必须彻底否认“文化大革命”
……
附录 “文化大革命”大事记


书摘


经历了三年严重经济困难,人们头脑逐渐冷静下来,对“三面红旗”进行了比较认真的思考。1962年初,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扩大的工作会议(又称七千人大会)。在讨论1958年以来工作中的经验教训时,各地、各级负责干部都在发言中相当普遍地对涉及“三面红旗”引发的一些问题,表现出不满情绪。毛泽东虽然宽容地提议让大家“白天出气,晚上看戏”,并在讲话中原则上表示对某些错误要承担领导责任。但是,据江青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讲话透露,毛泽东对那次大会“心里憋着一肚子气哩”,只有对林彪(中共中央副主席,1959年庐山会议后接替彭德怀任国防部部长)在会上的发言,“内心是感激的”。
林彪在“七千人大会”上讲话说,发生这些困难,“恰恰是由于没有照着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我们工作搞得好一些的时候,是毛主席的思想能够顺利贯彻的时候,毛主席的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如果毛主席的意见受不到尊重,或者受到很大干扰的时候,事情就要出毛病。”这些严重违反客观实际的有意阿谀之辞,却得到毛泽东的欣赏。
当时,党内对经济形势的认识和应采取的政策措施上,存在着不同的看法和主张。对于经济形势的估计,毛泽东认为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刘少奇等中央领导人鉴于1962年财政有很大赤字,商品供需差距很大,认为还处在“非常时期”。对于某些政策措施,如农村中出现的“包产到户”等形式的生产责任制,给在“拔白旗”、“反右倾”、“整风整社”、“民主补课”等运动中被错误批判和处分的党员、干部平反等工作,都有不同认识。党内在认识上存在分歧甚至争论,这本来是正常的,经过调查研究、民主讨论,也是可以解决的。而毛泽东却在1962年9月召开的八届十中全会上和会前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对七千人大会前后的实践作了错误的判断和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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