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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其他

中国改革30年
作者:张维迎 主编 出版: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6月 发布时间:2010/4/7 9:35:52
类型:其他 定价:  
     
 


 





编辑推荐


  成思危,吴敬琏,茅于轼,厉以宁,林毅夫,周其仁,钱颖一,陈志武,樊纲,张维迎名家齐聚,破解迷局。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第10届光华新年论坛中国最具影响力的10名经济学专家对于改革开放30年的回顾、评价与展望。具体内容由三部分组成,一部分是这10位专家的演讲实录,共有10篇,分别是:对改革开放30年的三点体会(成思危);中国经济的高速成长怎样才能继续(吴敬琏);从制度演变看改革以来财富的创造(茅于轼);论城乡二元体制改革(厉以宁);中国渐进改革的逻辑(林毅夫);取一个角度,看看中国改革开放30年(周其仁);从国际比较的角度分析中国经济(钱颖一);中国改革开放30年(陈志武);改革开放30年的回忆、分析与未来30年的展望(樊纲);从改革开放30年谈收入分配问题(张维迎);第二部分是媒体提问(包括《经济半小时》的访谈。


内容简介


 本书的10位作者均为“2008年北大光华新年论坛”的演讲嘉宾。
 “北大光华新年论坛”创办于1998年,由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主办,北京大学MBA联合会承办,每年元旦前后举行。每次围绕一个紧扣中国经济发展与企业管理的重大主题,来自企业、政府与学术界的精英人物发表见解,互动交流,受到社会各界关注,成为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公开学术论坛之一。


 作者简介


张维迎,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经济学教授,北京大学网络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和北京大学工商管理研究所所长。1959年出生于陕西吴堡县,1982年西北大学经济学本科毕业,1994年获牛津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1984-1990年曾在国家体改委工作。在牛津大学读书期间,师从诺贝尔奖得主James Mirrlees教授和产业组织理论专家Donald Hay,主攻产业组织和企业理论。致力于推动中国大学体制的改革、特别是商学院教育体制的改革。2003年北京大学教师体制改革方案的主要设计者。他以一个独立学者的立场,积极参与到中国改革实践的洪流中。是国内最早提出并系统论证双轨制价格改革思路的学者;他的企业理论及有关企业改革的理论成果在国内外学术界、政府有关部门和企业界有广泛影响。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引文索引》统计,他的论文被引用率连续多年名列第一。2000年,他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杰出青年基金”。他发表的有关中国经济改革和社会发展的观点经常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2002年,他关于中国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中国企业如何做大、如何重建社会信任和企业信誉的阐述,引起人们对这三大问题的空前关注和讨论,当选为“CCTV2002年中国经济年度人物”。2006年3月他发表了《理性思考中国改革》的长文,将有关改革的争论推向了一个高潮。


 


目录


序言:理解中国经济改革
开篇:改革的核心是制度创新——在第十届北大光华新年论坛的演讲
上篇
 吴敬琏
  演讲:中国经济的高速成长怎样才能够持续
  延伸:增长模式与技术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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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茅于轼
  演讲:从制度演变看改革以来财富的创造
  延伸:从财富创造和财富分配看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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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厉以宁
  演讲:城乡二元体制改革中的十个问题
  延伸: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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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话一:中国改革的成功与不足
下篇
 林毅夫
  演讲:渐进改革的逻辑
  延伸:发展与转型——思潮、战略和自生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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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其仁
  演讲:重新界定产权之路
  延伸:大路向不能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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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钱颖一
  演讲:从国际比较看中国经济
  延伸:市场与法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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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志武
  演讲:改革开放160年
  延伸:对“中国奇迹”与改革路径的再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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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樊纲
  演讲:经济改革仍需“挖潜”
  延伸:对体制改革若干问题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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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维迎
  演讲:市场化改革与收入分配
  延伸:理性思考中国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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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话二:寻求进一步改革的动力
致谢


媒体评论


  应该用法律的手段给予股民一个公平的投资环境。
                           ——成思危
  建立了市场经济并不意味着一了百了,现实迫使我们思考:市场经济是不是也有好坏之分?
                            ——吴敬琏
  人权用不着刻意追求,取消了特权,人权便自然来到。
                           ——茅于轼
  现在有人经常讲,行业准入是一道玻璃门。怎样打破这道玻璃门,这需要政府下决心。
                            ——厉以宁
  政府拥有强制力,其政策正确与否决定了该国的制度安排是否有效率。
                           ——林毅夫
  对我国电信业业已实现的改革进程——允许数家国有公司或国家绝对控股公司展开市场竞争——不可估价过高。
                            ——周其仁
  中国能大体建成基于法治的市场和效率高而不腐败的政府,那么,中国就真的转轨成功了!
                            ——钱颖一
  勤劳决定碗里是否有饭吃,而民主和法治决定生活品质,决定是否能付出更少的勤劳但照样能增加收入。
                            ——陈志武 
  我们现在存在的一些问题,主要是因为我们的改革还没有到位,而不是因为改革造成了这些问题。
                            ——樊纲
  如果政府的政策朝令夕改,今天合法的事明天就不合法,今天归你的东西明天就不归你,那么,投资者、企业就会对未来缺乏信心……因而,规范市场一定要规范政府行为。
                            ——张维迎


书摘


  [开篇]改革的核心是制度创新——在第十届北大光华新年论坛的演讲
今天,我非常高兴以一个学者的身份,来和大家共同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
  在这30年中,我第一个10年是从事科技管理和出国学习,第二个10年担任全国政协委员,第三个10年在全国人大和民建中央工作。在此期间,我还和一些专家学者共同研究中国的经济和金融改革问题,一共出了20多本专著,其中包括复杂性科学、虚拟经济、风险投资、社会保障、事业单位改革、住房制度、股市、货币市场、通货紧缩、金融危机、商业银行改革、农村金融、农村消费市场、发展计划制订、对外开放战略、保税区改革等内容。
今天,我想在会议给我规定的时间之内简要地讲三个问题,也是从我的工作和研究中取得的三点体会。
我国改革开放的四个特点
中国30年来改革开放的成绩是巨大的,大家有目共睹。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中国今天的世界地位,也没有我们在座各位的今天。我认为改革的核心是制度创新,尽管现在对制度还有各种不同的说法。我个人的看法是制度本身包括体制和机制两个方面,体制讲的是结构,机制讲的是过程和程序,只有我们同时在结构和程序方面都进行改革,才有可能取得改革的成功。从复杂性科学的观点来看,在一个系统中,虽然每个人都是独立行动的,但不可能不受到别人和环境的影响,从而会产生一种自组织作用,推动系统向一定的方向发展。关于中国的改革,我认为有四个特点:
第一个特点是自上而下。我们30年来的改革都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进行的制度创新。例如,改革初期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大大解放了农村生产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提出,彻底改变了我国经济的发展道路;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给我国的经济发展增添了活力。这些制度创新都起了很大的作用。进入新世纪以来,党中央提出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特别是最近在各方面推进的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都是重要的制度创新。
第二个特点是量力而行。我国的改革并没有像苏联和东欧国家那样采取激进的办法,而是根据我国的国情,根据群众可以承受的程度,以及社会经济的发展程度,量力而行,一步一步地推进。正因为这样,所以在改革的同时维持了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社会的基本稳定,这一点是很不容易的。
  第三个特点是循序渐进。改革初期确实没有经验,要摸着石头过河。当然,摸着石头过河也有它不足的地方,就是一脚深一脚浅,有时甚至还有可能会摔一跤。但是总的看来,因为我们明确的目标是过河,只要能过河,那么开始时摸着石头也是必要的。当然,在改革取得了成绩和经验之后,也会找到更好的办法。回顾这30年的改革进程,从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关系逐渐变化,开始从有计划的商品经济,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第四个特点是路径依存。改革像下象棋一样,走第一步,就会影响到今后几步。所以如果一步走得不合适,可能以后的几步都会受到影响。而且你要退回来的话,像悔棋那样,你付出的代价会更大。大家可能还记得,2001年10月,当时政府推出一个按市价减持国有股的政策。我认为这个政策从动机来看还是好的,但是按市价减持这一点却遭到了公众的质疑。因为当时国有股是不能流通的,而流通股的股价是被投资者炒上去的,如果按市价减持国有股,必然会引起很大反弹。尽管政府不久就取消了这一政策,但以此为导火线,还是导致了连续几年的熊市。这说明改革过程确实很复杂,是路径依存的,采取的每一步措施对以后的改革都会有很大的影响。因此,我认为在改革措施出台前,一定要谋定而后动,要经过深思熟虑才能去推行。同时,最好是通过试点来摸索经验。现在看来,政府渐渐注意到了这一点。
我认为,中国改革过程的这四个特点成就了中国改革取得的成功,这是值得我们记取的。
  深化改革需要处理好的四个关系
  现在,我国的改革可以说已进入了深化和攻坚的阶段,我认为,主要有以下四个关系或矛盾需要认真处理。
第一是法治和人治的关系。尽管中央提出了依法治国的方略,但是要解决这个问题,可能还需要作长期的努力。依法治国方略的提出,可以说从理论上解决了党大还是法大的问题。就是说执政党的主张要通过法定的程序变成国家的意志,一旦变成国家意志以后,任何党派、个人都必须遵守。但是在实际的执行过程中,我们还是发现在法治和人治之间存在着矛盾和问题。众所周知,腐败问题是严重影响我国发展的一个问题,尽管这些年中央采取了标本兼治的办法,处理了不少腐败分子,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但是要彻底根治腐败还必须靠法治。
现在有一些现象值得我们深思,我在人大工作很有体会。例如,有一些外商和一些非公经济人士向我反映情况,最后总是叮嘱我千万别跟地方领导说。我说你反映情况的目的不就是希望我帮你解决问题吗?为什么不让我跟地方领导说呢?他们说,你要说了,我在那里就没法待了。我给你反映这些问题,是希望你们立法,但你千万别说。这说明,地方领导在裁量很多问题上还是有很大的自由度。例如有一位企业家到某地把一个濒临倒闭的企业挽救过来,由亏损户变为赢利大户。这时,地方政府一看有利益了,就采取强制手段将这个企业家扫地出门,仅仅归还他原始的投资,连利息都没给。我几乎每天都接触到这类问题,看起来都是我国法治还不健全的问题。最近,我还从网上看到有位记者写了一篇批评某地方政府的稿件,当地政府竟动用了公安人员来抓她。我想,这些问题都说明我们还需要进一步推进法治,尽量减少人治。
我曾经讲过,依法治国的核心是依宪治国。宪法是我国的根本大法。这些年来,宪法经过多次修改,不断完善。特别是最近一次修改,写进了保护私有财产、保护人权等内容,应该说基本完备了。但是在执行的过程中,很多人并没有把宪法当做一个根本大法来看待,这也是非常严重的问题。违宪可以说是最大的违法,但是我们现在还未能真正树立宪法的权威。需要进一步根据宪法来审查各个部门和各个地方推出的法规,不符合宪法的一定要撤销。
我还说过,依法治国的首要是依法行政或者依法治官。因为政府官员和人民群众相比处于强势,所以政府官员能不能依法行为是非常关键的。中央一再强调要依法行政,也就是要依法治官,只有依法治官治好了,才能够真正实行依法治国。
此外,依法治国要靠全民的力量和觉悟,单靠监督部门的监督是不够的,还要依靠群众监督、民主监督,包括政协监督、民主党派监督、人民群众来信来访的监督,还有新闻媒体舆论的监督。我特别关注的是新闻媒体的监督作用。我曾经在两岸新闻研讨会上讲过,媒体的作用应当是“振聋发聩,弃旧图新,抑恶扬善,务实求真”。我认为,我国媒体离这个要求可能还有一段距离。当然可能有各种各样的原因,但是媒体的监督作用确实是非常重要的。
第二是公平和效率的关系。处理好公平和效率的关系始终是政治学中一个永恒的课题。我认为小平同志提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际上是把公平和效率结合起来了。就是说,一方面要用市场经济的手段去追求经济发展的效益和效果,要大胆学习国外各种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在几百年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好经验、好做法、好的组织方式和管理方式,并结合我国的国情加以运用。因此,我国有了风险投资、股份制公司、资本市场、期货等。但是另一方面,我们要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保障社会的公平和正义,特别是保障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如果我们只讲效率不讲公平,贫富差距越拉越大,社会不稳定,就难以保证效率;但是如果只讲公平不讲效率,就难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求。当然,在过去可能效率讲得多一点,现在我认为大家都比较注重讲公平。但我还是要说,我们千万注意不要用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公平和效率两方面的关系是我们应该处理好的。例如一个企业如果只讲公平,而劳动生产率上不去,就没有可能去提高工人的工资。最后,如果企业关门,那效率和公平就都没有了。
第三是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和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应该密切结合起来,而不是相互较劲。我讲过,政府的宏观调控不能违反市场经济的三个基本规律:
一是不能违反价值规律。如果价格过分脱离了价值,采取限价或者补贴的方法都只能是权宜之计,并没有真正解决问题。限价的结果可能会减弱生产者的积极性,造成市场供求关系的扭曲。而补贴的结果可能给有些人提供钻空子的机会。我们最近对成品油的补贴就造成了这个问题:不少香港的汽车都开到深圳来空车加油。不但油箱加满油,还要把油桶都加满;外国的航空公司都要在中国加满了油再飞走。
二是不能违反供求规律。供应和需求始终是市场中非常重要的因素,但是我们以前的做法是多了就用刀子砍,少了就用鞭子赶。当用刀砍或用鞭子赶的时候,市场情况可能已经发生了变化。所以我们应该相信市场的信号,不要用自己主观的判断来代替市场的信号。我国的电力建设就曾经发生过这个问题。有一段时期,政府认为电力建设多了,因而限制电力的发展,结果造成了一些地方的工厂在夏天停3天开4天,老百姓家里的空调也因缺电而不能用,只好到人防工程中去避暑。
三是不能违反竞争规律。我们以前老是用“防止重复建设”来限制市场的新进入者,实际这个提法是不对的。没有新的市场进入者,没有新的竞争者,市场是不可能进步的。所以,后来的提法改成了“防止低水平的重复建设”,这个提法就科学了。因为老的进入者对新的进入者总是有一种抗拒心理,就像挤公共汽车一样,当你没挤上去的时候,你就对车上的人说还能挤,一旦挤上去以后,就对后面的人说上不来了,别挤了,等下一辆吧。政府不应限制而是应该鼓励竞争,只有通过竞争才能够实现技术的进步,最后才会使消费者得到更大的实惠。
第四就是集权和分权的关系。这也是政治学中一个重大的课题。我国在集权和分权方面都经过了一些改革,基本克服了“一统就死,一放就乱”的弊端。我认为在这个问题上,一方面中央要有一定的力量和权威,另一方面也要给地方一定的事权。很多问题的产生,都是由于在集权和分权的处理上引导了地方政府的行为。地方政府之所以追求GDP,追求政绩是一个原因,但追求财政收入也是一个原因。由于财政收入是分灶吃饭,我听说在有的市里,一个房地产商即使在某个区注册了一个房地产公司,但要在另一个区开发房地产时,还要在那个区注册一个房地产公司,以便增加那个区的税收。我认为在处理集权和分权的关系中要考虑到,过分集中权力,会把矛盾过分集中;过分集中财力,也会把负担过分集中。在这个问题上,要有巧妙的处理艺术。
  发挥专家学者在改革中的作用
  30年来,我国的专家学者在改革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尽管他们也挨了不少骂。实际上,没有一个专家学者的意见能够得到所有人的赞同。但是,我想大家都知道“厉股份”和“吴市场”在我国的改革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
我首先希望专家学者做改革的促进派。专家学者不能代替政府来进行改革,但是他可以促进改革。我曾经讲过,专家学者在改革中主要有四个作用:第一是探讨理论基础,改革需要有理论做支持;第二是评介国外经验;第三是完善政策框架,因为政府制定的政策往往考虑得不那么周到;第四是分析实施难点。专家学者应该从这四个方面支持政府的工作,支持改革,而不是单纯地批评和指责政府。当然,批评也是必要的,但是如果不能提出建设性建议的话,恐怕作用就不够大了。
第二,我希望专家学者一定要说真话、实话,将论点和论据相结合,要用科学的态度来说话。我曾经讲过,专家学者应该多说真话、实话,少说空话、套话,不说大话、假话。当然,目前空话、套话一点不说可能也不现实,但要少说,因为无济于事。特别是在专家学者开始提出一个新理论的时候,往往不被大家所接受,处于非共识的状态。但是如果你的理论真正符合科学的规律,就会渐渐地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最后成为一种共识。所以,在你提出一种新观点的时候,往往会受到很多批评和责难。在这个时候,你不要灰心,如果你认为自己是对的,你就要坚持研究,逐步完善你的理论。
第三,我希望专家学者一定要踏踏实实地作研究,不要哗众取宠。现在,有的专家学者研究工作做得不够深入,但往往是老百姓爱听什么就说什么,这是不对的。我们是作学术研究的,要根据我们的数据,根据我们的事实,根据我们的分析和思考来说话,而不是领导和群众爱听什么我们讲什么。我希望大家能够做到“慷慨陈词,岂能皆如人意;鞠躬尽瘁,但求无愧我心”,“尊重领导但不迎合领导,承认现实而不迁就现实”。
30年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不过是弹指一挥问,改革100年、200年以后是什么样子,我们大家都很难想像。但是在这弹指一挥间,专家学者做出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我希望专家学者一定要按照中央的精神,不断地推进改革开放,为我国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做出更大贡献。“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我希望我们今天在这里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通过共同的探讨,为今后的改革开放做出更多、更大的贡献。
  2008年1月12日于北京大学百周年纪念讲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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